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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斡爾族情況簡介
    時間: 2015-08-07 16:05:40 來源: 省民委

     

    達斡爾族情況簡介
     
     
    一、概述
        達斡爾族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之一,據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黑龍江省達斡爾族人口為30246人,達斡爾族千百年來生息、繁衍在黑龍江中上游兩岸的廣大地區,如今,黑龍江達斡爾族主要分布在齊齊哈爾市梅里斯達斡爾族區、富拉爾基區、富裕縣、龍江縣、黑河市愛輝區等地。
        達斡爾族是達斡爾族人的自稱。其民族稱呼在我國歷史文獻中的譯法、寫法有許多種,各個朝代的記述也不盡相同。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根據本民族的意愿,統一定稱為達斡爾。
        明初遷往黑龍江以北,17世紀以前,達斡爾族已在黑龍江北岸結成村落,聚族而居,是當地經濟文化最發達的民族。
    17世紀中葉,沙俄入侵黑龍江流域,江北的達斡爾族被迫南遷,初至嫩江流域,后因清政府征調青壯年駐防東北和新疆邊境城鎮,才形成了現在的分布的狀況。
        達斡爾族有自己的語言,原文字已丟失,現使用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文字,現在達斡爾族基本上通曉漢語并會書寫漢文,與蒙古族雜居的達斡爾族,大部份通曉蒙古族語。
    達斡爾族能征善戰,后金為入關鞏固后方,三征索倫,故有俗語“索倫騎射甲天下”。清朝內外戰爭均有達斡爾將領參與。抗日戰爭時期,為東北抗日做出貢獻。
    “哈拉”是達斡爾族的氏族組織,它是以父系血緣關系為紐帶而結成的社會集團。每一個“哈拉”都有自己的聚居地,例如,“郭博勒哈拉”居住于精奇里江下游支流布丹河流域,“敖拉哈拉”聚居在精奇里江中游支流提拉登河流域等。屬于同一“哈拉”的人,均具有血緣關系,因而嚴格禁止通婚。各“哈拉”均有民主選舉的“哈拉達”(氏族首領),管理氏族內部事務。清朝末年,達斡爾人以“哈拉”為單位進行集體狩獵活動,這是氏族組織共同生產、平均分配習俗的殘存。
    隨著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哈拉”的規模日趨廣大,于是,一個“哈拉”又分為若干個“莫昆”。“莫昆”是達斡爾族的父系家族組織。每一個“莫昆”都有自己獨自的名稱,如“烏力斯莫昆”、“郭博勒莫昆”、“畢日揚莫昆”等。同一“莫昆”的人居住在同一個村落或相鄰的地方,在生產和生活方面有互相幫助的義務,也有收養孤兒、贍養孤寡老人的義務。所有“莫昆”內的成年男子都有權參加“莫昆”會議,它是家族的最高權力機構,負責選舉或撤換“莫昆達”(家族長)、商討家族內部生產和生活上的大事,處罰違反習慣法的家族成員等。
    無論是“哈拉達”還是“莫昆達”,都是在為族人盡義務,沒有任何報酬,也不脫離勞動。元明清時期,中原王朝在達斡爾族居住的地區先后建立起自己的統治機構,“哈拉達”和“莫昆達”被任命為基層政權的行政首領,“哈拉”和“莫昆”除繼續履行其血緣組織的功能外,還擔負起基層行政組織的職能。
    明初,達斡爾族北遷至黑龍江北岸,17世紀前,達斡爾族在黑龍江北岸已結成村落,聚族而居,有雅克薩、多金、鐸陣、阿薩金、兀庫爾、吳魯蘇穆丹等堅固設防的木城,是當地經濟文化最發達的民族。[3] 
    后金時期,1616年努爾哈赤稱汗,次年即征服黑龍江中游薩哈連部,取其11寨,以后相繼征服自尼布楚(今俄羅斯涅爾琴斯克)以東全部外興安嶺以南地區,原屬明朝奴兒干都司各衛所全改屬努爾哈赤后金政權。
    清朝前期,清朝政府將在征服索倫部戰爭中俘獲的壯丁、婦女幼小共5673人均隸入八旗,編為牛錄。此后,清朝為加強對達斡爾等族的管理,陸續將歸附內遷的達斡爾人編為牛錄。布特哈的達斡爾人編為都博淺、莫日登、訥莫爾3個扎蘭(清朝八旗軍事單位,連或隊之義),將鄂溫克族編為5個阿巴(獵區),隸屬于齊齊哈爾總管衙門管轄。扎蘭是在原先設立的牛錄基礎之上而形成的一種具有地方管理和軍事職能雙重特點的統治機構,它既仿效了滿洲八旗的甲喇、參領之制,又充分利用了達斡爾族社會原有的哈拉、莫昆制度,為日后布特哈八旗的組建奠定了基礎。[3] 
    1643年,沙俄瓦西里·波雅科夫一伙哥薩克匪徒,第一次入侵我國黑龍江流域。他們最先闖入我國精奇里江達斡爾族居住區,遭到達斡爾族居民的堅決回擊,迫使哥薩克匪徒狼狽逃竄。這是我國黑龍江以北地區居民第一次英勇的武裝抗俄斗爭。
    1651年,哈巴羅夫又率領沙俄侵略軍再次入侵黑龍江。當到達桂古達爾達斡爾族聯防城時,威脅居民向沙皇繳納“毛皮貢賦”,達斡爾族首領桂古達爾義正詞嚴地回答:“我們向中國順治皇帝進貢,哪有給你們的貢品?要我們交貢,除非我們戰斗到最后一個人。”在用大炮、火槍武裝到牙齒的匪徒進攻前,達斡爾族人民手持大刀、長矛和弓箭進行了頑強的抵抗。達斡爾族戰士在桂古達爾領導的守城戰中,寧死不屈,661人英勇犧牲。
    1684年的雅克薩之役,達斡爾族人民也積極投入了反抗沙俄侵略的正義戰爭。
    八旗時期,1732年,清政府在達斡爾族3個扎蘭和鄂溫克族5個阿巴的基礎上正式組建了布特哈八旗。其中,達斡爾人聚居的都博淺扎蘭被編為鑲黃旗,莫日登扎蘭被編為正黃旗,訥莫爾扎蘭被編為正白旗。此外,在璦琿、墨爾根、齊齊哈爾、呼倫貝爾、呼蘭等城駐防八旗官兵中,均有一定數量的達斡爾人。特別是在齊齊哈爾、墨爾根、璦琿三座軍事重鎮的官兵中,“達呼里居數之半”。八旗制度的建立,對于達斡爾族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從1684年被編為“扎蘭”時起,規定達斡爾族十五歲以上的男子每五年測量身高一次,體高夠五尺的即需負擔各種公差徭役,歲繳貂皮一張。每年農歷五月由黑龍江將軍、布特哈副都統率領大小官員聚集在齊齊哈爾附近,舉行“楚勒罕”(集市),挑選征收的貂皮。一年一度的選貂制度成為達斡爾族人民極為沉重的負擔。八旗制度的建立,加速了達斡爾族社會封建化的過程。在清朝統治的二百多年間,對布特哈八旗進行了頻繁的征調。據不完全統計,前后共達60多次,有的遠戍新疆,鎮守邊卡。清朝所采取的措施,一方面使達斡爾族人口增長受到一定影響,另一方面,又在客觀上促進了達斡爾族的生產發展和物資交流,密切了達斡爾族和漢、滿等各族人民的聯系。
    清朝晚期,鴉片戰爭以后,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達斡爾族人民的苦難更加深重,反抗斗爭也更加堅決。
    至20世紀初,達斡爾族中還保留著氏族組織殘余。他們分敖拉、鄂嫩、孟爾登、郭貝勒、訥迪、沃熱、吳然、烏力斯、德都勒、索多爾、金奇里、蘇都爾、阿爾丹、胡爾拉斯、何音、畢力揚、陶木、何斯爾、鄂爾特、卜克圖,共20個哈拉(即氏族)。
    每個哈拉分化為若干莫昆(即新氏族)。莫昆有共同的族譜,每隔數年,全莫昆的成年男子即集會繕修族譜。他們選舉年高望重者為莫昆達,管理莫昆事務,其內部重大事件需由莫昆會議議決處理。莫昆有育林山、柳條林、草場等公共土地。每年春秋季聚族眾祭敖包,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收、牲畜興旺,并舉行賽馬、射箭、摔跤、曲棍球等體育活動。
    民國時期,政府人口統計,對于達斡爾姓氏予以簡化,簡化為:敖、鄂、孟、莫、郭、訥、沃、吳、德、索、金、蘇、安、胡、康、何、揚、陶、于、杜、卜、喬、單、張、王、李、趙、陳、劉、梁、白、徐、田等姓。
    1914年至1916年,齊齊哈爾的達斡爾族人民反對反動軍閥強行放荒招墾、霸占土地,在少郎和岱夫領導下,打豪強、抗官軍,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壓迫斗爭。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入侵東北以后,達斡爾族人民從不屈服,積極支持和參加抗日聯軍。許多達斡爾族群眾為抗聯送糧、帶路、掩護傷員,多次協助抗聯隊伍搶渡嫩江、英勇犧牲的達斡爾族船夫巴哈布的英雄事跡,在人民中傳頌至今。新疆塔城地區的達斡爾族人民,也積極參加了1944年反對國民黨統治的三區革命,英勇作戰,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貢獻。
    新中國成立前,在農區和牧區,耕地、牲畜等主要生產資料的占有極不平衡,封建剝削十分嚴重。特別是近代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更使達斡爾族人民的生活十分悲慘。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挑撥民族關系,制造民族歧視,強迫移民,迫使達斡爾族人民離開家園,遷居偽興安東省;另一方面任意霸占民田,抽“國兵”拉“勞工”,用低價強征糧食、皮張和木材,殘酷地掠奪達斡爾族人民。日本侵略者還推行毒化政策,到處設立鴉片零賣所,摧殘達斡爾族人民的身心健康。
    二、風俗習慣
    達斡爾族是中國北方農牧文化較為發達的少數民族之一。農牧并舉,漁獵兼營,手工業、采集業、商業、林業和交通運輸業等多種經濟成分同生共存,這是達斡爾族經濟結構的基本特點,也是達斡爾族生產風俗的主要特征。
    達斡爾族居住的地區漁獵資源極為豐饒,向有“棒打獐子瓢舀魚,野雞飛進飯鍋里”的說法。在清代,東北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都有貂皮之貢。貢納貂皮,作為賦稅,以表臣服之義。狩獵除經濟職能以外,還具有了政治方面的意義。于是,狩獵便延續下來。達斡爾人的狩獵,具有一定的季節性。春夏之際的兩三個月,主要是打鹿,目的是獲取鹿茸等珍貴藥材。秋天主要是打狍子,解決肉食和皮張等生活用品。冬天主要打紫貂、松鼠等細毛獸,所獲皮張大多用于出售。冬末春初,獵取鹿胎。直到新中國成立后,隨著野生動物資源的減少和國家保護野生動物資源政策的實施,狩獵才最終從達斡爾族的經濟生活中退出。
    發達的漁獵生活孕育了豐富的漁獵工藝。達斡爾族捕魚工具種類齊全,數量較多,有“阿勒額”(漁網)、“斯額熱”(魚叉)、“哈迪”(魚亮子)、“奧連庫”(魚簍)、“達若勒”(魚罩)、“板罾子”(魚哨)、魚囤以及運人、載物的船只等。僅就網具而言,既有適應大規模漁業生產而使用的拉網,也有適合于個人單獨捕魚時用的掛網、旋網和袖網,基本上可以滿足達斡爾人在不同季節,按不同規模從事漁業生產的需要。達斡爾人的捕魚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如網捕、叉魚、釣魚和擋亮子等,其中最擅長的是鑿冰取魚。在冰天雪地的寒冬時節,人們在結冰的江面上搭起簡易的茅草屋,然后鑿若干個冰眼,用魚叉、漁網、魚鉤等工具捕魚。孟定恭在《布特哈志略》中記載:“穿作冰眼兮上冬網,持備鉤鍤兮捕魚尾;兄弟舅姑兮赴市售貨維生計。”動人的歌謠不僅形象地再現了清代達斡爾人鑿冰取魚時的盛況,而且也反映出漁業生產在達斡爾族對外交換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采集是漁獵經濟的重要補充。在達斡爾族居住區,可供采集的野菜、野果和菌蘑類植物種類豐富,如柳蒿芽、黃花菜、白蘑、木耳、小根蒜、稠李子、山里紅等等。春夏時節,婦女們成群結隊地來到野外,采集各種各樣可以食用的野菜,作為佐餐食品。秋冬之時,人們到樹林里采集野果。
    對于達斡爾族來說,牧業具有與漁獵同等的重要性。達斡爾族在黑龍江北岸居住時,其牧業生產十分興盛,很多人家都飼養著幾十頭甚至幾百頭牲畜。南遷以后,嫩江流域廣闊的草原為達斡爾族發展畜牧業經濟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各家各戶普遍飼養牲畜,并把牲畜集中放牧到氏族公共的牧場上。達斡爾人飼養的牲畜,以牛馬等大牲畜為主。馬用于駕車和狩獵時運人載物,牛用于農耕、拉車和生產乳食品。20世紀前半葉,由于天災和戰亂的影響,達斡爾族的牧業生產大幅度下降,飼養的牲畜逐年減少,甚至出現了許多無畜戶。
    同周邊的漁獵民族相比,達斡爾族是一個較早地過上農耕和定居生活的民族。遼朝滅亡以后,達斡爾人的先民遷徙到黑龍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從事農業和牧業。在達斡爾人定居村落的四周,是種滿大麥、燕麥、糜子、蕎麥和豌豆的田地。在達斡爾人的菜園里,種植著大豆、蒜、香瓜、西瓜和黃瓜。同時,他們還種植蘋果、梨和胡桃。耕田的主要畜力是牛。在沙俄未入侵之前,達斡爾地區呈現一片田園風光。南遷嫩江流域之后,達斡爾人的農業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農作物品種增多,玉米、小麥、高粱、谷子等相繼傳入,改善了達斡爾族農業的種植結構。
    在達斡爾族的經濟中,林業、商品貿易、手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等各具特色。為了滿足制造生產工具、生活用具以及修房蓋屋的需要,達斡爾人時常進山伐木。在冬春時節,由七八個或十來個身強力壯的人組成伐木組(阿納格),合伙上山伐木并運到江邊,捆扎成木排,等到江河通航、水流平穩時,再將木排運回。清朝初年,修建璦琿、墨爾根(今嫩江鎮)、卜奎(今齊齊哈爾)三個木城所需的木材,主要靠達斡爾人提供。達斡爾人生產的木材除供自身消費以外,還大量地運到齊齊哈爾、富拉爾基、龍江等城鎮出售。達斡爾人從事商品貿易活動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清代,一些達斡爾人與鄂倫春族、鄂溫克族獵民結成“諳答”(朋友、合伙)關系,用槍支彈藥、糧食、布匹、煙酒和鹽等生產生活用品換取狩獵產品,然后轉手漁利。到了清末至民國時期,隨著中東鐵路的修建和內地移民的增多,達斡爾族農林牧漁獵手工等產品的商品化率均有了明顯的提高。
    在新中國成立前,達斡爾族的傳統經濟仍然處于自給自足階段,絕大多數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都靠手工制作。達斡爾族高超的手工制作技藝,集中體現在他們制作的各種交通工具上。達斡爾族的交通運輸很有特色,是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社會發展和對外文化交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達斡爾族的傳統交通運輸工具,可以分為陸路交通工具和水路工具民俗兩大類,陸路交通工具有馬或者牛拉的勒勒車、爬犁、滑雪板等;水路交通工具有獨木舟、樺皮船、木排和木船。其中,最具特色也最能體現達斡爾族手工技藝的就是勒勒車。
    勒勒車,又名大輪車、磊磊車、大轱轆車,其使用歷史可以上溯到以“車居民”之名而著稱于世的斯基泰人,其后歷經眾多草原游牧民族的興衰嬗變卻承傳不衰。這與北方草原復雜的地理環境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分不開的,是北方游牧民族適應生存環境的一種創造。勤勞智慧的達斡爾族人民繼承了古代游牧民族的制車技藝,并不斷地加以改進,使之更加結構合理,輕便耐用,美觀大方。這種車具有高輪木制、簡便實用的特點。輪高1.6米,轅長約3米,車體、車軸和輪子都是采用黑樺木、柞木為材料制成的。其自身重量在200公斤左右,載重量可達500公斤以上。這種車結構簡單,制作容易,取材方便,行走輕快,非常適用于山區荒原和沼澤河溪地區的道路交通。運送生產資料和生活用品,達斡爾人主要靠勒勒車。出門遠行、探親訪友,達斡爾人也常常以勒勒車代步。勒勒車一般用牛駕轅,一個童子常御三五輛,一個成人可以趕一長串勒勒車,最多時達二三十輛,猶如一條長龍,適于穿山越嶺,其場面蔚然壯觀。
    達斡爾族的勒勒車,從結構式樣上大致可以劃分為四種類型:普通車、葦廂車、篷車、長轅車。不帶廂、篷的普通車,叫“杭蓋特日格”,主要用于運送貨物。葦廂車,達斡爾人稱之為“卡日奇木勒特日格”,它在普通車廂的基礎上加上了遮風擋雪的葦廂,主要是作為代步工具而使用。在過去,人們走親訪友以及為出嫁姑娘送親時通常坐葦廂車。在葦廂的上面用柳條支起半圓型的棚架,然后加蓋遮擋陽光和雨雪的葦席子或樺樹皮,即成篷車。篷車,達斡爾人稱之為“木拉日特日格”。這種車是在葦廂車的基礎上改進而成的,風雅別致,鄉村姑娘出嫁大多乘坐篷車。長轅車的車轅長達五米,比普通車的車轅長兩米,這種獨特的設計構造是為放木排的人們在山里運送長原木而準備的。  
    達斡爾人制造的勒勒車在周邊民族中享有極高的聲譽,被廣大的漢族群眾譽為“草上飛”,被蒙古族牧民譽為“達斡爾車”,歷來被人們所稱道。勒勒車既是達斡爾族手工業的主要產品之一,又是達斡爾族重要的交通運輸工具。在當時經濟不發達、交通工具落后的年代里,一些達斡爾人趕著勒勒車往來于城鄉之間,使交通運輸業成為達斡爾族生產民俗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末民初以后,汽車、火車、輪船已經在達斡爾族地區出現,然而為數不多。傳統的交通運輸工具在民間仍然在發揮著它應有的作用。
    在清代及清代以前,達斡爾族保持著以皮衣為主的傳統服飾文化。男子的服裝,具有很強的季節性,人們根據季節和氣候的變化更換不同種類的衣服。在漫長而嚴寒的冬季,男人們穿的皮袍多采用立冬至春節前后的獸皮或牲畜皮制作,因為這時的動物毛皮絨毛密實,毛質結實,皮板厚重,不僅保暖抗寒,而且經久耐穿。春秋兩季,男子們穿一種長至膝蓋的皮袍,叫“哈日密”。這種皮袍采用春、夏或秋初的狍皮制作。由于缺少布匹,男子們一年四季都穿皮褲。男人們頭上戴的帽子種類較多,有冬天戴的皮帽,春秋時戴的氈帽,夏天戴的草帽,見客時戴的禮帽,鄭重場合戴的官帽,狩獵時戴的狍頭皮帽,等等。腳穿“奇卡米”(用袍皮、鹿皮作的靴子)、“斡洛奇”(布靿布底或皮底的便靴)或靰鞡。婦女穿長袍,不束腰帶,不穿短衣,顏色以藍為主。冬季也穿“奇卡米”;夏天穿白布襪子、花鞋。年節或者喜慶時穿各色繡花的綢緞衣服,外面套的斜襟坎肩叫“奧勒情”,與清朝滿族樣式基本相同,內吊皮里,外加緞面,美觀而保暖。
    清末以后,達斡爾族的傳統狩獵經濟日漸萎縮,而當地的陸路交通和商品經濟卻日漸發達,布匹綢緞得以大批量運入,皮革制品在達斡爾族傳統服飾習俗中的主導地位已不復存在。布匹、綢緞、棉毛制品逐漸取代了皮質服裝。同時,服裝的式樣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變化。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達斡爾族服飾習俗的變化更為明顯,其日常穿的衣裝鞋帽與當地其他民族大致相同。                                  
    在達斡爾族的風俗習慣中,飲食文化的古老性、食物種類的多樣性、品種的獨特性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在農獵并舉、漁獵兼容這種經濟結構多元化的影響下,達斡爾族的飲食習俗具有明顯的多元化特征。
    達斡爾族喜歡吃“稷子米”,它生長期長,收獲早,煮出的飯又松又軟。他們經常吃加牛奶的熱稷子米飯,加牛奶的蕎麥面,蕎麥餅,燕麥粥加大豆等。帶牛奶和狍肉的燕麥粥和蕎麥粥,是老年人最喜歡的食物。另外還有“哈合面”(炒燕麥面粉)和“滾特勒”(較粗的燕麥面),吃時都混合牛奶、黃油、糖。
    古老的達斡爾族村屯大多坐落在依山傍水或土壤肥沃的地方。房屋院落修建得十分整齊,一幢幢高大的“介”字形草房,給人一種大方雅觀的印象。家家戶戶的院墻都圍繞著紅柳條編制的帶有各種花紋的籬笆。院落十分嚴謹,馬棚和牛舍一般修筑在離院較遠的地方,這使院內經常保持清潔。整個村屯北依高山,東西南三面開闊,既能減少北方寒流的侵襲,又能較多地利用陽光,有利于冬季保暖。依山便于狩獵、伐木和砍柴,傍水便于捕魚、取水和飼養牲畜。達斡爾人對房基址的選擇也頗為講究。房屋通常建在地勢較高的地方,既防止了潮濕,又避免了水患。所以,外族人評價說,“有達斡爾人家的地方不怕水災”。從中也可以看出經濟生活和地理氣候環境對達斡爾族居住文化的影響。
    達斡爾族傳統房屋建筑的主要形式叫“雅曾格日”,這是一種起脊式的、土木結構的草正房。達斡爾族的草正房以兩間的居多,其次是三間的,住五間的較少。達斡爾人講究住屋與廚房分離布局的習尚。如果是兩間房,則以西屋為居室,以東屋為廚房;如果是三間房,通常以中間屋為廚房,東西兩間住人。居室內南西北三面盤有相連的火炕,俗稱“彎字炕”。環室三面所筑的火炕,有煙道、鍋灶和煙囪相連,既是睡眠之所,又是中國北方農村居室必不可少的取暖設施。達斡爾族家庭一般不設火爐,秋冬季節的防寒保暖靠的就是這些火炕。炕面十分暖和,睡上去溫暖舒適,有舒筋解乏之效。達斡爾人在廚房北墻處,盤有一個池式火炕,叫“額魯格”,用來干燥糧食。達斡爾族的草正房舒適講究,寬敞明亮,堅固耐用,冬暖夏涼,而且以多窗著稱。一座兩間的草正房,西屋南墻有三扇窗,西墻有兩扇窗,東屋房門兩側各有一扇窗,共有七扇窗。如果是三間的草正房,通常有窗十一扇。窗多不僅擴大了采光面積,而且有利于空氣的流通,保持室內空氣新鮮。天棚和四壁上面裝飾著雞、鳳、鵪鶉以及狩獵等各種圖案、剪紙,有的還直接把那些美麗的雉羽、帶花絲的皮毛貼在墻上,作為點綴。
    新中國成立后,達斡爾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成為國家的主人。隨著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各項經濟社會事業的空前發展,達斡爾族的居住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其傳統的居住習俗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寬敞明亮的玻璃窗取代了原來的糊紙木窗,皮革、人造革、纖維板結束了達斡爾人以葦席、樺樹皮為炕席的歷史,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組合柜被紛紛地搬進新居,古老獨特的草正房日漸減少,磚瓦房、樓房日趨增多,并已經成為達斡爾族民居的主要建筑形式。  
    達斡爾人對男婚女嫁非常重視,因而形成了內容豐富、特色獨具的傳統婚姻習俗。一夫一妻制婚姻,在達斡爾族中產生很早,并一直傳承到今天。歷史上,達斡爾族實行并不嚴格的族內婚,通婚范圍主要在本民族內部,即以異姓成員為通婚對象。后來,由于與鄂溫克族、蒙古族、滿族、鄂倫春族和漢族等民族長期相鄰而居,和睦而處,同其他民族之間的通婚也得到允許。氏族外婚制度是達斡爾族婚姻習俗方面的又一項基本制度。同一哈拉(氏族)、莫昆(家族)的男女因為有血緣關系、為同一父系祖先的后代而嚴格禁止互相通婚。為保持親戚間穩定的倫理關系,達斡爾人雖然允許部分有親屬關系的人通婚,但是要求雙方輩分必須相同,嚴格實行同輩婚。同時,入贅婚比較普遍。男人入贅女方后,所生子女仍屬父親的“哈拉”,女婿在岳父家只從事勞動,并無繼承女方財產的權利。
    新中國成立前,達斡爾族的封建禮教和道德觀念根深蒂固,父母包辦婚姻被看成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青年人沒有自行選擇配偶的權利,也不能進行自由的婚前社交活動。長期以來,這些婚姻制度和習慣一直受到習慣法和社會輿論的保護。其傳統婚姻習俗,通常包括擇偶、定親、過禮、結婚等程序。人們選擇配偶講究年貌相當、門當戶對。在年齡方面要求男女雙方大致相近,男方與女方同歲或比女方大一歲至三歲均可。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婚姻法》的頒布和實施,傳統婚俗中的封建包辦、買賣婚姻被徹底廢除,青年男女可以通過自由戀愛為自己選擇稱心如意的配偶。
    在新中國成立前,達斡爾族實行土葬。人死以后更換壽衣,擺上供品,親朋好友為之吊喪,尸體停放三天后用棺槨裝殮起來,運到墳地土葬。在各村屯,都有本“莫昆”(家族)的共同墓地。同一家族的人死了以后,按輩分的先后,自北向南一代一代埋下去。殉葬品有死者生前所用的物品,如首飾、煙袋、鼻煙壺、小鍋、勺、碗、筷和刀子等,并有殺馬祭葬的遺風。新中國成立后,在政府的提倡和周邊民族的影響下,達斡爾族逐步廢除了殺馬殉葬的古老遺風,大力實行文明節儉的新葬俗。
    達斡爾族人民敬老、互助和好客的風氣很普遍。老年人在社會上的威信很高,在各種場合里都受到后輩的尊敬。人們不論彼此是否認識,都有互相幫助的義務,某家生活上有困難,屯里的人都設法幫助解決。家里殺牲時都分送給鄰居和親友共享。狩獵或捕魚回來,所有在路上碰見的人都分贈他們一份。家里來了客人即使生活貧困,也樂于設法款待。直到如今,這種尊老愛幼、團結互助、熱情好客的良好習尚在達斡爾族中依然蔚然成風。
    “阿涅節”是達斡爾族最盛大的傳統節日,相當于漢族的春節。從進入臘月開始,人們便開始為春節而忙碌,準備過年用的各種食品。臘月二十三,過小年,晚上要祭灶王爺。臘月三十,為了紀念逝去的長輩和親友,通常要祭祖、掃墓。除夕夜,在大門外點燃篝火,全家人匯集在一起,吃團圓飯,通宵守歲。手把肉是家家必吃的年夜飯。人們把煮熟的帶骨肉拿在手上,用刀子割成小塊,蘸韭菜花、白菜末和鹽一起吃。吃時熱氣騰騰,香味撲鼻,堪稱人間美味之上品。正月初一,人們一早就梳洗打扮,先給本家長輩請安、敬煙、磕頭,然后是在村屯中挨家挨戶地拜年。正月十六為黑灰日,老人們提前起床,往未起床的兒女臉上抹一點鍋底灰,隨后人們走上街道,往同伴的臉上抹灰,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抹得黑乎乎的,作為吉利的象征。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達斡爾族創造了豐富燦爛的文化藝術。
    達斡爾族有極為豐富的民間文學。包括神話、傳說、民間故事、諺語、謎語、祝贊詞、民歌和民間舞蹈歌詞在內的民間文學作品,不僅題材廣泛,而且其內容豐富,比較全面地反映了達斡爾族人民物質生產和社會生活、歷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內容,也是其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的藝術再現。
    民間故事是達斡爾族民間文學作品中數量最豐富的一種體裁。有人物故事,例如《阿波卡提莫日根》、《德布庫的傳說》;有動物故事,例如《套嘎沁脫險》;有生活故事,例如《阿拉塔尼莫日根》,有薩滿故事,例如《尼桑薩滿的傳說》、《德莫日根和齊尼花哈托》;有“莽蓋”故事,例如《去殺莽蓋》、《天神戰勝莽蓋》。“莽蓋”在我國北方各民族民間文學作品中經常以反面典型的面目出現,是一個半人半獸、肢體龐大、形象怪異的害人巨魔,也是自然力和社會惡勢力的代表。與“莽蓋”進行斗爭的故事,寄托了達斡爾族人民征服自然、戰勝惡勢力的強烈愿望。 
    神話是達斡爾族民間文學作品中產生最早的民間文學體裁之一。有些神話反映了達斡爾人對自然的探索以及對天體的認識。古代的達斡爾人認為天體是圓的,由大地上的仙鶴用一只腳支撐著。當每隔三年仙鶴換一次腳時,大地便會發生地震。《天為什么下雨和降雪》中講:人類食用的油和面是由天神“騰格日”賜給的,由于人們對食物不珍惜,天神便不再供給人類油和面,只給下雨和降雪。這則神話反映了古代達斡爾人的天體崇拜觀念和薩滿教信仰。有些神話講述人類的起源,如天神下凡、捏泥土造人的經過,其情節與漢族的女媧摶土造人神話頗為相似;有的神話講述了仙女與獵人成親并繁衍后代的瑰麗幻想,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有的神話講述了人與動物結合并生兒育女的神奇故事,充滿了圖騰主義的意味。
    民間傳說是達斡爾族文學作品中較為豐富的種類之一,有關于民族、部落和氏族源流、歷史人物和事件、鄉土風俗和文物古跡的來歷等多方面的民間傳說。《薩吉哈勒迪汗的傳說》是一則歷史傳說,講述了達斡爾先民之部長薩吉哈勒迪汗兵敗后率眾北遷的歷史過程,這與遼朝滅亡以后一部分契丹人北遷的史實相吻合。從中外的文獻記載來看,達斡爾人北遷后確實過著農獵兼容的生活,這和傳說中的“以種田打獵為生計”也可以互相印證。這類歷史傳說為后人了解早期達斡爾人的物質生產和社會生活情況提供了一把金鑰匙,其史料價值頗高,往往可以和它本身所蘊含的文學價值相媲美。《吃鹿胎的傳說》和《獾子油的傳說》分別講述了達斡爾族獵人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發現鹿胎和獾子油藥用價值的經過,同時也說明,隨著狩獵經濟的延續和發展,人們對野生動物價值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
    “烏欽”是流傳在達斡爾族民間的一種吟頌體韻律詩,多以四行詩為一段,講究押頭腳二韻和句式對稱,結構嚴謹,用詞凝練簡潔,吟頌起來音律和諧,富有音樂節奏感。“烏欽”的內容豐富多彩,有反映生產勞動的“烏欽”,例如《少郎與岱夫》、《在兵營》等;有反映社會生活的“烏欽”,例如《酒歌》、《赴甘珠爾廟會》、《悔人歌》等;也有反映宗教信仰的“烏欽”,例如《祭祀歌 》等。總的來看,“烏欽”比較全面地表達了達斡爾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客觀真實地再現了達斡爾人的生產和生活狀況,是達斡爾族人民的文學藝術瑰寶。
    達斡爾族的民間音樂曲調優美,動人心弦,而且具有獨特鮮明的民族風格和藝術表現手法。由于受生產方式、地理環境、歷史文化和語言特點的影響,達斡爾族音樂的調式和旋律均有獨特的風格和特點。在達斡爾族的民間藝術寶庫中,民間歌曲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而達斡爾族音樂的風格和特點,也比較集中地體現在民間歌曲方面。其民歌具有節拍嚴整,結構方整,句讀明晰的鮮明特點。其調式建立在五聲音階基礎之上,其中以宮調式民歌的數量為最多。這體現出達斡爾族人民堅強明朗的性格和樂觀向上的民族精神。其次是徵調式民歌以及羽調式民歌,二者的數量大體相同,雖然在數量上沒有宮調式民歌多,卻具備了達斡爾族音樂優美別致、剛健明亮的基本特點。在達斡爾族的民歌中,只有在民間舞蹈歌“哈肯麥”中才有商調式,因此其數量很少。商調式民歌音調淳樸委婉,節奏柔和平緩,因此,大多具有小調色彩。角調式民歌節奏明快,句讀清晰可辨,在過去大多用于歌唱祭祀神靈,因此角調式民歌僅見于薩滿歌曲中而數量最少。
    達斡爾族傳統民歌多具有短小精悍、樸素簡明的特點。有些民歌的詞雖然是多段的,但是它的音樂結構卻是由一句、二句或四句組成的。例如,《青蛙夸口》就是由一句組成的民歌,它靠樂節的多次反復完成樂思。
    達斡爾族民歌的內容十分豐富,幾乎涉及到達斡爾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社會生活、生產勞動、精神文化、風俗習慣等都在民歌中有所反映。從體裁上劃分,達斡爾族民歌大致可以分為“扎恩達勒”(山歌)、“哈肯麥”歌曲(舞蹈歌)、“烏欽”(敘事歌曲)、“雅達干伊若”(薩滿歌曲)以及游戲歌、儀式歌等。其表現內容、調式結構和旋律各具特點。
    古往今來,達斡爾人有著圍繞篝火集體跳舞的傳統習慣。這種民間舞蹈,達斡爾人稱之為“路日給勒”(魯日歌樂)。“路日給勒”的表演形式,開始時多為二人相對慢舞,中間為表演性的或敘事性的穿插,結尾是高潮迭起、活潑歡快的賽舞。“路日給勒”的舞蹈動作十分豐富,僅上身舞姿就多達二十余種,有表現摘豆角、提水、洗臉、梳頭等生活場景的寫實動作,有鷹飛、熊斗、虎跳等模仿鳥獸習性及特征的舞蹈動作,有上拍手、雙搭肩、單蓋手等抒發思想感情的舞蹈動作。傳統的“路日給勒”無器樂伴奏,由表演者用高亢洪亮、此起彼伏的呼號聲或節拍鮮明嚴整的民歌伴舞。常見的呼語性襯詞有“阿罕拜、阿罕拜”、“哲黑哲、哲黑哲 ”、“德乎德乎達”、“哈莫、哈莫”等數十種。而有些用于伴唱伴舞的呼號聲顯然與生產勞動密切相關,例如“哈莫”(熊的吼聲)、“格庫”(布谷鳥的叫聲)、“珠喂”(呼喚鷹的聲音)等。這些呼語性襯詞的使用不僅增強了舞蹈動作的節奏感,而且起到了渲染氣氛,抒發情感的良好藝術效果。
    達斡爾族舞詞的種類也有很多,如《魚》、《鹿》、《齊尼花如》、《美路列》、《過河摘野菜》等,反映了達斡爾族獨具特色的審美觀念和渾厚真摯的思想感情。達斡爾族的傳統舞詞以二拍或四拍居多,也有三拍或六拍乃至五拍者,但是在節奏上大都要求對稱統一,便于舞蹈。在達斡爾族人中,薩滿舞也曾廣為流傳。在請神治病、預祝豐收或舉行氏族集會和宗教集會時,經常可以見到薩滿的舞蹈表演。薩滿舞有單面鼓和腰鈴伴奏,獨具特色。
    在達斡爾族婦女中流行著一種民間樂器——“木庫連”,它的構造簡單,但很嬌嫩,她們從來不借給人使用。后來漸漸在男人中也出現了“木庫連”彈奏手,但技藝仍超不過婦女。每當吃罷晚飯,特別是恬靜的夜晚來臨、百鳥歸巢的時候,年輕美麗的姑娘三三兩兩便出現在窗前、樹下或者溪水旁,彈奏起“木庫連”。悠揚悅耳的“木庫連”劃破寂靜的夜空,飄到她們情人的耳朵里。情人立即彈奏起“木庫連”來表達愛情,多數達斡爾族男女青年就是通過“木庫連”談情說愛的。
    達斡爾族是一個熱愛體育運動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多種多樣的體育與游藝項目,如騎馬、摔跤和射箭等,為豐富祖國的體育文化寶庫作出了貢獻。其中,“貝闊搭日克貝”(曲棍球比賽)在達斡爾族的體育項目中占據著首要位置。無論是少年兒童,還是中年男子,均以打球為樂。無論是在節日期間,還是在氏族集會上,都可以見到達斡爾人打曲棍球的熱鬧情景。傳統的曲棍球比賽一般在村屯中寬敞的街道上進行,場地寬約十幾米,長約幾十米,中間劃一道界線,為發球位置。兩端的球門分別被稱為“阿那格”(狩獵營地)和“耶熱”(野獸洞穴),這不僅說明曲棍球運動的起源與狩獵活動息息相關,而且也說明曲棍球運動的古老。在比賽時,參賽雙方各派數名或十幾名選手參加,每隊設守門員一名,其余的選手為前鋒和后衛。在中線處發球,以打入對方營門多者為勝。比賽用的球棍叫“貝闊”,長約1米,用幼柞樹或彎曲的水曲柳制成,彎曲的根部為擊球部位。球叫“撲列”,分為毛球、木球和火球三種。毛球用獸皮縫制,輕軟有彈性,適于兒童們使用。木球用杏樹根制成,堅硬結實,由青少年和成年人使用。火球用樺樹上硬化的真菌疙瘩制成,內裝松明等易燃物,燃后經久不熄,供夜間比賽時使用。
    達斡爾族同其他阿爾泰語系各民族一樣,主要信奉薩滿教。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達斡爾人雖然受到過喇嘛教、道教和天主教的影響,并且也有人供奉過漢地的關帝神、娘娘神等神靈,但是這些外來的宗教和神祗均不足以破壞薩滿教的完整性和獨立性,更沒有動搖傳統的薩滿教在達斡爾人精神文化中的原有地位。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后,薩滿教仍是居住在不同地區的達斡爾人共同信仰的宗教。
    在達斡爾語中,主持宗教活動的巫師通常被稱作“雅達干”。由于漢語音譯的不同,“雅達干”一詞又出現了“亞德干”、“亦都罕”、“耶德根”等種種不同的寫法。信教的人們相信,雅德干是神的代言人和人的保護者,他們具有特殊品格和神奇本領,能夠通神,為族眾求神驅鬼、占卜祭祀及消災祈福。雅達干沒有特殊地位,不脫離生產,平時參加生產勞動,有事則替人跳神治病,主持宗教禮儀和祭祀活動,雅達干沒有寺院廟宇之類固定的宗教活動場所,也沒有形成統一的宗教組織,始終保持著自然宗教原始古樸的特征。 
    達斡爾族的薩滿教,尚保留著原始氏族社會的鮮明烙印。在達斡爾人中,每個氏族都有自己的氏族薩滿,叫“斡卓爾雅達干”。這類巫師領有氏族祖先神,有法衣和神鼓等宗教用具。當疾病、家宅不安寧、孕婦難產、人死后沒有留下遺言等事發生時,薩滿便負責“轉達”神靈的幫助。“斡卓爾巴爾肯”是達斡爾族以氏族等血緣團體為單位供奉的祖神,以布剪成人形為偶像,供于西窗之下,平時不擺設供品。逢年過節之時,都要燒香上供,臘月三十晚上用豬肉或狍子肉、蕎麥米粥和酒獻祭。    
    達斡爾人供奉的神靈,其種類和數量是很多的。有與農業相關聯的“嘎吉日巴爾肯”(土地神)、“巴那吉音”(土地神),有與畜牧業息息相關的“吉雅其巴爾肯”(富畜神),也有與漁獵經濟密切相關的“畢日給巴爾肯”(河神)、“白那查”(山神)和“巴特何巴爾肯”(獵神)。這些神靈的存在,不僅說明薩滿教具有多神教的特點,而且也反映出達斡爾人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圖騰崇拜和偶像崇拜等傳統信仰。
    (責任編輯: 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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